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博会已经成为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窗口、推动高水平开放的平台、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进博会不仅是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更实现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的“中国式创新”。

一是突破“霸权稳定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路径理论。

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领域最主流的理论源自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于1970年提出的“霸权稳定论”，其认为国际社会如果缺少霸权国家将会削弱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因为霸权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推动建立一整套国际机制来防止全球混乱，并主动承担维系国际行为规则的“公共成本”。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完全基于“美元-英镑”外交结果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虽然其三大支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扩展为世界银行集团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后被世界贸易组织取代的关贸总协定）在成立之初均是高度排他性组织，但依然背靠美国霸权成为国际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供给平台。

尽管美国“设计”并“提供”的一系列规则、规范和制度对稳定战后国际经济起到一定协调作用，但滥用霸权使其一手缔造的国际公共产品严重“私物化”，长期以来，国际经济稳定机制往往取决于霸权国即美国偏好而非广大国家的普遍偏好，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为美国谋取政治和经济利益乃至继续维持霸权的工具，从而导致国际经济稳定机制愈发脆弱、动荡频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美国对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意愿显著下降，国际经济秩序稳定亦再难依赖美国单一供给模式，“霸权稳定论”已不再对当前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具备解释力。

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不仅深入参与原有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推动不均衡、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转型，还积极创造进博会等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和新平台。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作为负责任大国，对于国际公共产品，中国不仅具备供给能力，更具备供给意愿。进博会兼顾南北共同利益，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尤为注重促进发展中国家乃至最不发达国家的全面参与，从而突破旧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霸权路径理论。

二是突破“经济强权论”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理论。

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中，美国鼓吹的“经济强权论”主导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由于联合国没有经济事务权威，决议仅具有建议的效力，即使其主要经济协调机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也无权让联合国系统的专门机构乃至成员国政府协调采取共同行动，因此国际经济稳定机制只能依赖“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的创始国都是发达国家，出于自身利益都不愿意放弃自身经济权力并害怕“多数人的暴政”，因此均采取公司式加权投票的决策机制，而非类似于联合国“一国一票”决策机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投票权根据成员对本组织的配额和认缴资本即对本组织的财政贡献进行加权，经济实力决定决策权力大小。

美国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的最大股东，长期把持国际经济领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话语权和决策权：目前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额约830亿特别提款权（占比17.43%），投票权重16.50%，且特别提款权价值中美元权重高达43.38%；在国际复兴银行认缴资本约411亿美元（占比16.5%），投票权重15.6%；在国际金融公司认缴资本约43亿美元（占比20.7%），投票权重19.6%；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发达国家组认缴资本约3亿美元（占比18.4%），投票权重15.0%；在国际开发协会发达国家组投票权重9.9%。现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经济强权至上，导致经济实力较弱、拥有少数配额和投票权却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发展中成员的需求通常不被认为是“全球需求”。即使如今“布雷顿森林体系”组织均已完全放开意识形态门槛，但投票权分配方式决定了决策过程的公平性依旧长期缺席。其更类似于服务于美国等大股东利益的私人公司，而非服务于普遍国际社会的公共机构。

进博会以构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指引，建立了更广泛、更公平的参与机制——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识，以纯粹互利互惠原则促进国际合作、增进利益相容，并将本国发展利益融入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乃至全球共同利益，维护国际公共产品供应的公平正义，从而突破旧有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强权决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