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商务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这是继2014年《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印发后，对外文化贸易领域又一份重要指导性文件。
《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28项具体任务举措，对深入落实“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关于文化贸易发展的总体部署，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机遇具有重要意义，为处于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文化贸易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
2021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比增长38.7%。中国的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创意产品等领域出口增长迅速、广受欢迎，中国进口的优质图书、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和服务也更好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需要，中外文化交流互鉴持续深入发展。
深刻理解和把握新时期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关系到能否更有效提升中国文化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和下好文化贸易转型的先手棋。为此，本报特邀多位专家对此进行解析与探究。
专家圆桌
李嘉珊 中国服务贸易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李 俊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
郑 伟 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排名不分先后)
国际商报：
您认为当前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存在哪些优势和机遇？面临哪些挑战？
李嘉珊：对外文化贸易的交易额、所占的国际市场份额等指标直观展现国家文化软实力。2009年至2021年，中国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由177亿美元增长至1244亿美元，2021年文化服务进出口规模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其中，出口由103亿美元增长至691亿美元，年均增长17%；进口由74亿美元增长至552亿美元，年均增长18%。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成为中国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当前，中国文化贸易出现了一些新特点与新趋势。例如，近年来，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传播力量持续增强，国产游戏所占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崭新力量。据统计，2020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的海外市场销售收入达154.5亿美元，同比增长33.25%，游戏产业作为中国文化产业出口重要支柱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同时也让海外年轻群体对中华文化有了更鲜活立体的认知。
李 俊：当前，中国文化贸易面临重要机遇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国家政策机遇。国家积极打造各类文化贸易发展平台，出台指导性文件。二是文化数字化发展机遇。近年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快了产业和贸易数字化进程，国际数字内容文化市场日益繁荣。在此背景下，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贸易迎来了重大机遇。当然，中国文化贸易发展也存在诸多短板弱项，例如核心文化产品和服务竞争力仍显不足、文化贸易领域改革开放有待深化、中华文化“走出去”仍待加强、文化贸易专项支持政策欠缺等。
郑 伟：从机遇看，一方面，近年来中国扩大开放力度不断加大，经贸朋友圈不断扩围，是自由贸易理念的坚决拥护者和践行者，为文化贸易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和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中国数字化转型起步较早，数字技术更新迭代较快、普及范围较广，数字技术与文化贸易相结合不仅拓宽了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渠道，也将有效助力传统文化产业提升效率，加速新兴文化产业的模式创新。
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新类、设计类等高附加值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较弱，导致企业开拓国际高端文化市场的能力较弱；二是文化产业的市场准入和“走出去”门槛仍然较高，不利于推动文化产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三是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不强，甚至存在误解和偏见，导致文化企业在开展国际合作过程中阻力较大。
国际商报：
《意见》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对于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发展有什么重要意义？
李嘉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到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日渐清晰。中国文化贸易正处在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必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进程中发挥强大推动作用。
《意见》明确了到2025年需要实现的具体方向与任务，以平台建设与市场主体培育实现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竞争力、文化品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以及加强文化贸易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带动作用和对文化强国建设的贡献力，将拥有丰富资源禀赋的文化大国建设成为具有强大创造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强国。
李 俊：从文化贸易领域的背景看，《意见》是在对过去8年文化贸易发展成绩、经验与问题总结基础上发布的文件，旨在顺应当前新形势，提出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同时，自2018年以来，商务部、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认定了两批共29家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这些基地已成长为中国文化贸易的重要平台和载体。《意见》是在总结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经验基础上，面向新形势新要求而制定的纲领性文件。
从国家发展大背景看，《意见》是中国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重要指示精神的重大成果，是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南。《意见》明确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主要目标和任务举措，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进一步激活文化市场主体活力，抢抓数字文化创新发展新机遇，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和文化产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
郑 伟：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对外文化贸易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2017年、2020年分两批次认定29个行政区（功能区）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2021年，组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联席会议、商务部等17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公告》；今年3月，商务部等7部门修订发布《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统计目录》。
国家顶层设计的推进和完善，引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新突破，提升了文化及相关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效促进了对外文化贸易的快速发展。在此背景下，《意见》无疑为新时期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指明了方向，对激发文化产业出口潜力、推动文化服务领域对外交流合作、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大有裨益。
国际商报：
在《意见》提出的七个方面28项具体任务中，您认为主要有哪些亮点？请举例说明。
李嘉珊：“数字化”“开放性”“强基础”“重人才”是其中的亮点。
“数字化”，培育文化贸易竞争新优势。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天然带有数字基因。《意见》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数字化这一新发展趋势，提出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加强数字文化内容建设，促进文娱模式数字化开发，鼓励数字文化平台国际化发展，创新发展数字内容加工业务等，推进文化贸易数字化进程，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带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激活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新动能。
“开放性”，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意见》以开放的态度积极统筹推进文化贸易领域的“走出去”与“引进来”，首次提出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序扩大出版物、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体育、演艺和文化艺术等领域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文化贸易是双向互动的，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需要出口与进口相协调，在积极推进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引进国外优质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实现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
“强基础”，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是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创新性重要举措。“十四五”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意见》也提出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优化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营商环境，完善多元化支持举措，发挥基地集聚示范引领效应。
“重人才”，强化文化贸易人才培养的支撑作用。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人才。《意见》特别提出，支持高校加强文化贸易交叉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强对外文化贸易骨干人才培训和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加强智库建设，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等。
李 俊：《意见》有四个突出亮点：一是突出文化出口，着力提升文化贸易竞争力。《意见》着力培育文化贸易竞争新优势，提出扩大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贸易、鼓励优秀广播影视节目出口、扩大文艺精品出口、推动中华特色文化“走出去”、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等举措。二是推进文化领域深层次改革。《意见》提出围绕文化领域开放开展压力测试和深化文化领域审批改革等，例如在文化传媒、网络游戏等领域，开展优化审批流程改革试点，扩大网络游戏审核试点，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文物鉴定机构等。三是推进文化贸易“走出去”。《意见》提出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投资，健全文化产业和贸易政策国别沟通对话机制，针对日韩、东南亚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重点深化合作等。四是提出了文化贸易专项支持政策。《意见》从金融、税收、便利化等角度提出了支持政策。例如，利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支持文化贸易企业，创新金融产品为文化贸易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落实文化服务出口免税或零税率政策、支持文化企业参加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并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等。
郑 伟：《意见》亮点颇多，一是有效推动文化领域扩大开放。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的领域。但由于文化本身的特有属性，也导致大部分国家在文化产业开放方面有较多顾虑，例如目前大部分FTA的服务贸易领域都设置了文化例外条款。《意见》提出，要放宽文化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开放高地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这体现出中国“开放之门越开越大”的信心和决心，不仅有利于国际高水平文化企业来华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更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二是大力推动数字文化贸易发展。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普及以及数字技术的快速更迭，由数字产品、数字服务、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为标的物的数字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并成为疫情之下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是全球数字经济第二大国，在数字技术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若能深度推进“数字+文化”的发展模式必将极大助力中国文化贸易发展。《意见》中提出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促进优秀文化资源和文娱模式数字化开发等内容，准确把握了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对提升中国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意义重大。三是提升文化平台国际化水平。国际化平台是推动国内产业参与国际分工合作的重要助推器。在文化领域，中国的平台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主要聚焦国内市场、国际化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意见》指出，鼓励平台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平台海外影响力，带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这无疑将更好地拓宽中国文化平台的国际化发展之路，提升中国优势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进而激活文化贸易创新发展动能。
国际商报：
为更好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文化强国建设，落实《意见》需要从哪些方面着力？
李嘉珊：推动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在持续优化文化贸易结构、创新数字文化贸易模式、推进文化贸易高水平开放、努力提升市场主体国际竞争力、构建文化贸易专业服务平台、稳步推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以及加强智库建设强化智库支撑作用方面继续下功夫。
《意见》特别提出“到2025年，建成若干覆盖全国的文化贸易专业服务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平台”。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跨境电子商务零售（B2C）出口经济体，但当前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主要服务于文化产品贸易，在文化服务领域仍然缺乏相应的平台建设。因此，现阶段一方面要推动已有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与文化服务相关行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要积极培育文化贸易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及标准的数字一体化平台，充分利用其适用范围广、实用性强的特征，准确服务国内外市场主体需求，促进对外数字贸易及文化贸易快速发展，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提高数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
此外，文化贸易的特殊性使得其更加依赖对文化市场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化资源的有效挖掘，智库建设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支撑作用。文化贸易领域的智库可以在文化资源挖掘、国际市场开拓、法律法规保障、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建设和文化产业链构建等诸多领域提供专业化和实用化的建议与指导，为提升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国际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提供有力的支撑。日前，中宣部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设立“国家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贸易研究基地”，旨在通过智库建设，汇集国内外文化贸易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专业力量团队和数据资源，发挥国家文化贸易领域高端智库的引领作用，准确把握国际文化贸易规则，促进海内外文化市场有效拓展，推动中华文化有效推广和传播。
李 俊：要以贯彻落实《意见》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文化贸易提质增效、量质齐升。一是加强横向协作。文化贸易涉及27个部门，各部门要在《意见》基础上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加强协作，形成齐抓共管的发展合力。二是加强纵向联动。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本地文化贸易发展特色和优势制定实施方案，加强与中央相关部门的沟通与联系，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落实《意见》提出的各项任务举措。三是突出重点平台、重点业态和重点项目。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以及地方政府打造的各类文化贸易发展平台要在落实过程中走在前列、作出示范。要把握数字文化发展趋势，打造一批文化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业态和重点项目，乘势加快发展数字影视、数字社交媒体等数字内容文化服务贸易。加快传统文化服务与产品的数字赋能进程，形成新的知识产权与文化版权，使其具备可广泛、自由交易的属性，为传统文化精品“走出去”创造有利条件。
郑 伟：第一，加大对外宣传力度。以大型国际会议、多双边经贸谈判、“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走出去”等为契机，大力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让国际社会更好熟悉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奠定基础。第二，发挥开放平台功能。利用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国家文化服务出口基地等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国家文化产业全面扩大开放先行先试、积累经验。第三，做大做强优势产业。产业是贸易发展的基础，文化贸易也不例外。要继续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从金融、财税、人力等方面进行扶持，切实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此外，还要加快推动传统文化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增强发展动能。对文化领域的新业态新模式更加包容，在安全前提下鼓励其市场化发展，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