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坚持数字赋能，加快数字化转型。紧紧抓住全球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机遇，依托我国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激活数据要素潜能，促进数字技术与贸易发展深度融合，不断壮大外贸发展新引擎。”
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壮大外贸发展的新引擎，贸易数字化内涵实际上是包含了贯穿在整个对外贸易环节的所有数字化的商业实践。它既包括传统的货物贸易的数字化，也包括服务贸易的数字化，既包括贸易对象，即货物和服务的数字化，同时还包括贸易主体的数字化。另外，贸易数字化既包括传统贸易效率的提升，也包括数字化赋能的新模式、新业态。在新的业务场景下，数据才能赋能，改变原有的商业运作方式以及商业存在。数据成为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新的生产力。因此，数字化是贯穿在中国贸易全链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条件，也是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
中国最早的贸易数字化的过程，基本上就集中在政府对贸易的监管、大企业内部以及与客户之间的数据交换。企业的思维也基本上将贸易数字化的过程局限在如何利用网络和信息技术来提升效率，实现数据交换和业务流程的自动化。伴随着这个过程，加上网络和信息技术的日益普及，企业和消费者都开始尝试数字化的生存。实际上中国的贸易数字化业态模式创新随之开始，中国贸易数字化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企业开始平台化的创新，各种服务平台创新涌现。自本世纪初开始，这个阶段的商业模式还在不断迭代发展，这也是中国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二十年。而疫情发生之后，中国贸易数字化的进程就开始进入了第三个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基本发展特点就是贸易与服务融合创新。这个阶段正在发生，很可能会引领中国贸易数字化发展的另外一个20年。这主要体现在贸易数字化生态发展，以及交易的标的与服务的融合。因为从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之间的界限会越来越模糊。
上述三个贸易数字化发展阶段的背后反映了企业思维方式的变化，也体现了贸易数字化思维方式的变化。在第一个阶段企业更多的是基于传统市场的思维方式，互联网上发展的客户主要是为全球实体市场服务的。到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时，企业经营方式、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平台以新的模式和新的商业存在开始出现。平台的创新实际上是互联网创新商业的主要途径，是数字经济发展最主要、最核心的驱动力。因为平台是按照新的方式组合社会资源、建立新的市场主体运行机制，用新的方式来驱动经济发展，带来贸易创新的模式和新业态。
中国外贸数字化的过程，虽然经过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阶段的发展要有明确的开始和终点。这三个发展阶段均有前后演化的过程，还同时在不断发展、不断演化而出现贸易数字化发展的迭代过程。
《规划》专门提出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从企业角度出发，要以疫情为契机，“搭建云展会等线上平台，促进数字化营销”。《规划》强调贸易的数字化要向两个方向延伸。其中一个方向是要让贸易数字化向企业的制造端延伸。“推动外向型产业依托产业互联网平台提升智能制造水平”。另一个方向就是，让贸易数字化向服务端延伸。《规划》提出，“拓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功能，推动通关智能化。持续推进进出口许可证件无纸化。加快智慧港口建设， 打造融合高效的跨境智慧仓储物流体系。鼓励运用数字化工具提升售后服务质量，推广智能诊断、远程运维等数字化售后服务模式。推行贸易融资、跨境支付等金融服务线上化场景应用。加快在贸易领域运用区块链技术，提升服务和监管效能 ”。
对于传统的企业而言，贸易数字化的过程既包括了效率的提升过程，可能也存在模式和业态的创新发展空间。特别是中国产业数字化的过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无论是从电子商务零售看，还是从跨境电商发展看，中国B2C（企业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发展明显要快于 B2B（企业对企业）的电子商务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效率的提升仍然有无限的发展空间。因此，贸易数字化的过程仍然存在极大的模式与业态的创新空间。
生态化的发展已成为中国贸易数字化新的发展趋势。这里讲的“生态化发展”是指作为一个独立的企业，其本身在用生态的理念构建基于全球化的生态合作机制。这个全球化的生态合作机制也不同于传统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只是强调基于上下游的价值创造链条上的关系。而全球生态合作机制则是指在企业上下游的纵向以及企业的横向服务体系当中，寻求彼此之间的依赖和合作。
而基于数字化或网络化的相互依赖和紧密合作的生态体系尽管存在一定的变数和流动性，但是以独立的企业为核心的生态，相对是一个更稳定的、在市场上有更强竞争能力的体系。只有建立了基于自身发展的生态体系，企业才能够获得稳定的市场地位。
根据《规划》内容，需要我们正确全面地理解贸易数字化的过程。贸易数字化是一个复杂过程，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促进。对于企业而言，更应该找到推进自身贸易数字化发展的角度和切入点。尽管政府可能出台统一的政策，但具体的企业在贸易数字化发展过程当中都有自己的业务情境和自身发展的特殊需要。每个企业都有其独特性。企业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其贸易数字化的重点和方向可能都不一样。当然，统一的政策，如果能兼顾不同企业发展的特点，解决企业发展的困惑，释放企业的活力，那就是我们在《规划》实施当中所期望的方向。（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APEC跨境电子商务创新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