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影响几何？
时间：2019.05.24信息来源：上海金融新闻网
中美贸易谈判出现转向从2018年起，美国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措施在规模及力度上不断升级。直至2018年12月二十国集团峰会(G20)，中美两国元首进行会面，双方达成重要共识，承诺暂时停止相互加征新关税，并重启贸易谈判。自此，中美代表团在2019年1月至4月进行多次贸易谈判，而且美方官员在不同场合提及谈判进度良好，令市场一度推测中美两国最早可于5月底或6月初达成贸易协议。
然而，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再度升级，两国贸易谈判前景出现了转向。在中美进行第11轮高级别经贸磋商前，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5日突然宣布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由10%增加至25%，美国贸易代表随后确定这25%关税5月10日生效。5月11日，中美高层代表团结束谈判，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5月13日，中方宣布反制措施，对已加征关税的600亿美元清单的部分美国商品，分别加征25%、20%或10%的关税，此前加征5%关税的商品则维持加征5%关税，新关税将于6月1日起实施。同日，美方公布对另外3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最高25%关税的清单，涉及3805项商品。根据美方文件，美国贸易代表将就新措施举行听证会，市场预期该关税清单最早于6月24日生效。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确定性较高。美方短期内实行一系列加征关税行动，令中美贸易谈判趋向复杂化。中方指出，双方有三个核心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一是取消全部加征关税；二是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双方在去年G20峰会达成的共识不应随意改变；三是改善文本平衡性。可见，中美贸易谈判仍须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讨论，目前双方在贸易平衡及结构性问题上的分歧显然尚未达成共识。
波及金融市场
谈判不确定性首先反映在金融市场波动上。自美方公布关税升级后，全球金融市场相继出现调整，5月6日上证综合指数下跌5.6%，恒生指数从5月3日高位30081.6点回落至5月14日的低位27925.6点，美国标普500指数5月13日下挫2.4%，是多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人民币兑美元由4月底约6.74回落至5月15日约6.90水平；金价由5月3日起上涨接近2%。这些数据显示中美贸易谈判的不确定性因素，仍然是股市、汇市和商品等金融资产的重要风险点。
由于中美贸易谈判前景不明朗，美国可能扩大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范围，加上特朗普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预计全球金融市场将会持续波动一段时间，令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及流动性风险有所上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第一，美方此前实施的关税影响仍会逐步反映在2019年宏观数据上。在美国已实施的3份关税清单中，除了第一份关税清单外，企业都出现提前出货的迹象，反映美国企业加快从中国进口，以避免缴付额外关税。受企业提前出货所致，中国整体出口及输往美国出口总值在2018年前11个月保持平稳增长，直至12月才出现下跌。提前出货令部分出口需求提早在2018年透支，继而对中国2019年外贸需求带来下行压力。2019年前4个月，中国整体出口总值增长0.2%，其中，输往美国出口下降9.7%。
第二，若额外关税由10%上调至25%或会对中国出口构成明显影响。对比美方3份关税清单实施后的外贸情况，受到25%额外关税影响的相关中国进口，在措施生效后出现大幅回落，10%额外关税的影响则相对温和，这或与2018年美元兑人民币升值约5%有关。再者，2018年中国规模以上制造业的整体利润率达到6.28%。结合汇率因素，2018年企业整体上仍能承受10%额外关税，以维持出口状况。另外，统计数据显示，在约1000家中国出口上市企业中，大约有300家利润率超过10%，但利润率超过25%的却不到60家。因此，若美方对所有中国商品实行25%额外关税，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出口企业将大规模地受到影响。
第三，若中国对美国出口大幅下降，或给人民币带来一定压力。美国一直是中国外贸顺差的来源地，过去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占整体比重约40%至60%，2018年和2019年第一季度上升至90%。与此同时，中国对其他亚洲贸易伙伴普遍录得贸易逆差，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全球供应链分工的结果。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状况已趋向基本平衡，2018年经常账顺差为491亿美元，占GDP比重回落至0.4%。可以预期，关税措施一方面会影响市场气氛从而引发人民币进一步波动，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摩擦或通过国际收支变化给人民币带来压力。然而，中国人民银行有不同逆周期调控工具，预期人民币汇率可保持基本稳定。
第四，中方反制措施或会增加部分企业从美国进口的成本。虽然中国从美国进口货值较小，但中国的反制措施已涵盖大量美国商品。以美国商务部估算，受中方加征关税的商品占美国进口总值高达90%以上。过去，大豆及汽车是美国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这两大类别在2018年跌幅较为显著，分别下跌71%和27%。至于飞机及其零部件、机械、电机、光学及医疗设备等产品的替代弹性较低，所以，倚赖由美国进口这些产品的企业，难免在中方反制措施下面对较高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从美国进口占其整体进口比重较小，2018年为7.3%，2019年前4个月为5.9%，相信中方反制措施只对部分中国企业造成影响，整体上不会对中国通胀构成明显的上行压力。
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表示，美国可在贸易战中取胜，但美国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经济亦会在多方面受到影响。
在经济增长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9年4月发布的报告表示，估计中美互相实施25%额外关税将拉低美国GDP约0.3%至0.6%，而且对美国经济的长远影响将会持续加大。在通胀方面，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2019年2月估计，美国若全面对中国商品加征25%关税，美国私人消费物价将上升0.4%，而私人投资物价更会上升1.4%，这将对美国的消费及投资增长动力带来打击。在劳工市场方面，美国研究机构The Trade Partnership预测，美国一旦向所有中国商品实施25%额外关税，可能会失去216万个职位。由此，美方的关税行动不仅拖累经济增长，更会推升消费及投资通胀，并造成职位大量流失，令美国民众及企业的利益受损。
另外，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外资企业的外贸活动占中美贸易顺差的权重达到59%，说明美方的额外关税将对外资出口企业产生较大影响，为这些外资企业带来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事实上，中美加征的关税最终是由中国生产商还是美国企业或消费者承担会涉及多个因素。例如，商品替代来源、供货商及买家的价格弹性、区域供应链的整合程度等。但可以确定的是，美国出口企业正承受巨大压力，2019年起美国输往中国出口明显受挫。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轻微增长0.7%，2019年前4个月转向下跌，同比大幅减少30%。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内需市场对于海外企业的重要性正不断提高，美国跨国企业一旦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将难以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结构性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有可能加快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势头。中国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第四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同比减少16%，是近五年来的最大跌幅。2019年第一季度，FDI同比回升3.7%至358亿美元。高技术产业投资是第一季度FDI主要增长动力，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88%，两者占整体FDI比重达到27.5%。
中美贸易摩擦发展至今，企业所面对的关税威胁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一直未消除，这将持续影响企业的投资信心。未来，估计中国企业会加强与新兴国家包括东盟进行供应链分工，一方面在中国生产高增值零部件及关键中间产品，并保留部分生产线服务内需市场；另一方面前往新兴国家加大劳动力密集型及加工组装的生产活动，以避开美方的额外关税。由于中国制造业与全球供应链的整合程度较高，加上美国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估计此次美方的贸易保护行动，将对全球供应链分工带来结构性影响。
中美贸易谈判前景趋复杂化
美国近期经济表现良好，为美方提供谈判筹码。今年第一季度，美国GDP同比及环比增长率均为3.2%，远高于趋势增速，而且美国劳工市场处于全民就业状况，4月失业率进一步回落至3.6%，是近半世纪以来的低位。在货币方面，美联储的政策立场转向更为耐性，预期2019年暂停加息并停止缩表，令市场流动性回复平稳。这些条件让美国能暂时承受关税的负面影响，继而在中美贸易谈判上采取强硬立场。
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媒体确认，中美两国元首将于6月G20峰会上进行会面，同日美国财长表示，正计划前往北京就贸易问题与中方进行磋商。若单从经济角度看，中美两国是有共同利益达成贸易协议，现有额外关税规模并未波及中国对美国的主要出口，包括手机、计算机、家电、玩具、衣物等消费品，这些出口大部分是美国企业的产品，例如苹果及戴尔。
不过，美国的政治及战略考虑或令中美贸易谈判长期化及复杂化。首先，关税影响尚未完全反映在美国经济上，加上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准备工作已经启动，使得共和党普遍支持特朗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以争取民众支持。其次，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增长，在一些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引发了美国及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担忧。这些政治及战略因素为中美贸易谈判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平衡各项因素，预期中美两国元首在6月会面后，或会暂缓关税升级，双方代表团继续谈判，但两国短期内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有足够政策空间应对美方对中国出口商品全面实行25%关税。整体上，美国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25%关税的经济影响可控。出口放缓对中国经济的压力主要来自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中国科学院曾经计算美国全面加征15%关税会减少中国252万个就业岗位。自2018年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措施，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多项宏观调控政策，包括约2万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2.15万亿元人民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定向宽松货币措施、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及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等，这些政策红利将持续释放，有利于缓解当前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