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传
刘日红，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等领域政策理论研究，多次参与商务部和国家重大政策性文件的起草，对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经贸关系、经济全球化等领域有较深入的研究。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今天，我们回顾40年开放历程，目的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把今后的路走得更稳更远。讨论中国的对外开放，很难不谈美国因素。美国可以说是影响中国对外开放外部环境的最大变量。在当代语境中，我们所讲的对外开放，很大程度上也是指向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放。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合作或快马扬鞭、或逆风而行，之间的每一次握手言欢、每一次交锋对抗，都记录着两国关系和中国对外开放的点滴。作为研究者，我们应当去掉那些简单的、热血的情绪，从更长远和更宏观的视角，透视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去思考、沉淀对未来发展更有价值的东西。
一、如何避免发展道路上的“70%现象”
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奋起直追，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中国GDP总量占美国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6.3%，上升到65%左右。这是个十分辉煌的高点，也是个充满挑战的起点。直觉告诉我们，越接近山顶，逆风越强劲。要实现顺利登顶，需要花费更大的力气。在这样的阶段，我们要高度提防“70%现象”。所谓“70%现象”，指的是历史上有些国家GDP总量达到美国70%后开始走下坡路的现象。
二战后，这样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苏联，一个是日本。1970年日本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广场协议后日元大幅升值，以美元计价的日本GDP快速膨胀。1995年日本GDP达到5.5万亿美元，同期美国为7.7万亿美元，日本为美国的70%左右。但是日本达到这个比重以后开始止步不前。到2017年为止，22年过去了，日本GDP始终在5万亿美元上下徘徊，占美国的比重从70%滑落到25%。至于苏联，由于统计方法不同，没有办法简单类比，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苏联经济的顶点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综合国力、经济实力达到了美国的70%左右。而今天，作为继承了苏联主体的俄罗斯，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7%。
为什么是70%？从有限的样本还无法总结出规律，但其中可能有政治学、经济学的意义。比如，从政治学角度讲，70%可能是国际关系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达到这个比重以后，守成大国会真正感受到新兴大国的追赶压力，开始从合作转为打压，试图迟滞追赶者的速度，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从经济学意义上讲，70%可能意味着追赶型经济体后发优势的衰减，技术模仿式增长达到极限，如果不能培育竞争新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就有可能遇到增长的天花板，经济总量就会停滞不前。
当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美国的70%。今天中国的情况和日本、苏联有很大不同，但可以引为镜鉴。现在中美战略学界都在讨论美国对华战略转型问题。有一种声音认为，过去几十年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换来了一个不一样的强大中国，中国开始从价值观、国际秩序、经济实力等方面全方位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美国正在改变以往的接触战略，转而实行遏制战略。美国对华战略是不是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向？现在得出结论也许为时尚早。但是，无论美国对华政策做出什么样的调整，都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外部环境的大转变。从国内来看，支撑高增长的要素红利和政策效应不断递减，要防止在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上的懈怠心理和差不多思想，处理好动力接续问题，把后半程跑好。
因此，站在40年节点上，中国要防备“70%现象”，应当有理路更清晰、定位更科学的战略设计。对外方面，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指出的“两个没有变”的重大判断，牢牢坚持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在对外斗争中处理好“藏锋”和“露锋”的关系，防止战略透支。要创新外宣话语方式，用更加国际化的风格讲清中国特色、讲清中国意图，把握好中国发展的巨大溢出效应，让世界感受中国的诚意、魅力，让世界分享中国的红利、机遇。对内方面，要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更深层次改革，修修补补不行，小打小闹不行，必须是全局式、深层次的兴利除弊、体制变革，再次激发中国发展潜力。一个坚定不移走开放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发展市场经济的中国，这本身就表明了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决心，有助于消除各国的战略疑虑，是全球化时代最好的“安全声明”。
二、如何解决好市场准入中的“开而不放”问题
40年的开放，就是不断放宽市场准入的过程。过去5年，中国两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65%，只剩下63条。在各界关注的服务领域，中国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在世贸组织定义的160个服务部门中，中国在加入时就承诺开放100个。到今天，已经开放了将近120个。应当说，中国向世界展现了足够的诚意。
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解决外资企业和我们自己的认知差异？一方面，中国放宽市场准入的步伐在加快，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对中国仍然有更多期待，希望中国做得更好。从这些年和外资企业的交流情况看，外资企业反映的问题越来越国内化、普遍化。比如，乱检查、乱摊派、乱收费问题，审批环节多、审批时间长、审批程序不透明问题，这些都不是外资企业独有的，而是各类市场主体面临的共性问题。
我们讨论对外开放，实际上既包括“开”，也包括“放”。“开”是把人请进来，“放”则是让人留下来。近年来，外资准入不断放宽，但更突出的问题是，形式上可以进来，但实际上难以落地。现在的外资企业不仅希望进得来，还要求东道国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待遇，以及监管政策和母国的一致性。今后放宽市场准入的重点，是要解决好“开而不放”的问题。既要办好家门口的事，也要办好家里面的事。就是说，不仅要放宽市场准入，还要抓好围绕项目落地全链条的赋权，把“放管服”真正落实到位。这些情况对外资、内资都存在，需要下大力气解决。当今世界的开放竞争，实际上是一场吸引力之争。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
三、如何打造“市场换技术”的升级版
创新的根本动力来自于市场。创新成果通过市场得到检验，依靠市场获得回报。市场规模越大，创新发展越快，技术水平越高。为什么关起门搞创新不行？就是因为缩小了市场半径，抑制了知识流动，使创新缺少了外部环境支撑。在全球化条件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创新上的关门主义都是不行的。即使创新水平领先的国家，如果主动隔绝市场需求，领先优势也不会持久。
中美贸易摩擦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脆弱性，让企业认识到政治因素可能中断全球供应链，给日常经营带来巨大风险。现在看来，发达国家在中国技术追赶面前日益感到压力，他们既想分享中国市场大蛋糕，又不想让中国的技术赶上来。今后中国和发达国家围绕技术创新的博弈将会越来越激烈，高科技成为贸易摩擦主战场。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我们愿意与否，今后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成本将会越来越高，条件越来越苛刻。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不能为了避免卡脖子，就陷入什么都要有、什么都要自己干的误区。今天的国际竞争，不是你有多少资源，而是你能调动多少资源。美国创新领先全球，正是因为汇聚了全球最优秀的人才资源，这恰恰是开放的结果。
中国引进先进技术的路被堵上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的终极优势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这是谁也离不了的。新形势下，应当打造市场换技术的升级版。
一是靠优良的市场环境去换。今后依靠具有明显产业政策导向的方式去换技术的办法将面临更多制约。中国太大，在其他国家是平常事，在中国就会被盯上。这是大国的宿命。在成熟市场经济中，技术和产业有没有前途，是由市场来识别的。政府的任务是让市场充分竞争，通过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学习效应、集群效应——这些更加市场化的办法去提高创新水平。
二是靠优良的法治环境去换。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构建符合国际惯例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三是靠优良的人才环境去换。最高层次的开放是对人才的开放。要抓紧改革公共服务、所得税、成果转化、科研激励等机制，增强中国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从全世界广纳贤才，打造全球人才高地。
四、如何构建新的对外贸易平衡模式
中国货物贸易保持顺差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从国内看，中国居民储蓄率连年下降，居民部门债务快速扩大，已经进入劳动力减少、储蓄下降、消费率上升的新阶段，难以再支撑大额贸易顺差。从国际看，中国顺差主要集中在美国，在中美贸易摩擦压力加大，美国频频拿贸易顺差说事的背景下，对美贸易面临越来越大的“被平衡”压力。
中国要建设贸易强国，用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探索新的国际收支平衡模式。世界上，国际收支平衡主要有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资本账户顺差两种模式。前者以德国、日本等为代表，后者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从我国情况看，在可预见的将来维持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逆差的外部平衡模式最符合我国的比较利益。一是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低，我国不可能靠输出人民币维持经常账户逆差。二是对外投资快速增长，资本净输出是大趋势。三是为了防止金融波动，要绝对防止经常、资本账户双逆差，现阶段依靠经常账户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是可行的办法。
但是，保持经常账户顺差不意味着货物贸易一定大额顺差。经常账户主要包括货物、服务和投资收益三大部分。当前的状况是：货物贸易顺差+服务贸易逆差+投资收益逆差。这样的模式不符合贸易强国建设需要。未来，应推动形成货物贸易基本平衡+服务贸易顺差+投资收益顺差的新平衡模式，不能再把国际收支平衡的压力主要放在货物贸易上。货物进口带来的收支缺口由服务和投资收益顺差来补。为此，要转换贸易政策思维，推动货物贸易基本平衡，容忍甚至出现适度逆差；通过开放提升服务业竞争力，推动服务贸易早日转为顺差；优化对外资产结构，提高对外投资收益率。
这次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反思中国和世界关系的机会。既然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那我们不仅要赢得国际竞争的胜利，更要赢得学习和思考的胜利。因为，只有思想上的胜利，才是最终的胜利，才能让我们走得更稳更远。
本文转自证券时报官微，原标题为《刘日红：推进更高水平开放需重点解决四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