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商务部旗下工业安全局发布将中国三家公司以及中国国家超级计算中心的四个分支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在未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不得向它们出口技术。值得注意的是，在涉及“军民两用”核心技术上，美国政府奉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有完善的保密逻辑，保密文化。在应对外国技术投资贸易上，美国有众多的行政、执法、司法和情报机构参与对涉外经贸的审查管理和监督。行政机构包含财政部旗下CFIUS、司法部反垄断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商务部工业安全局，主导制裁的海外资产办公室、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和美中贸易委员会等；在立法上包括Byrd Amendment、FINSA、FIRRMA等预防和审查“国家主导型投资”的法案；在司法裁决上包含了华为、字节跳动等判例。在金融上，中国跨国公司的上市融资还会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的干预。此外，每名国会议员都有权从各自所属专业委员会的角度对中国投资进行描述、解释、质疑，并要求听证以扩大对外资商业活动的介入干预。而众多对中国“军民两用”工业企业的打击会被设计成为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以求大概率通过。这些静态的法律和动态的人为干预给中国对美“两用技术”投资造成了极大的政治风险。对中国超算的商贸制裁，反映的是美国的保密制度以及对华安全战略的外化。在两国关系的演进中，中美走到了以“军民两用技术”划线的新阶段。各种信号都表明，中美在“军民两用技术”上的商业融合几无可能，美国在此领域很可能对中国实行“预防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