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媒体在今年4、5月份盛传有千家美国企业因疫情考虑从中国迁往印度，但截至目前，从报道看真正进入印度的企业少之又少。有分析认为，除印度本身疫情因素外，印度普遍存在的某些非经济和治理因素构成了明显的阻碍。首先，在印度做生意，法律手续冗长，比在中国烦琐得多。如在印度注册一家公司需要18天，而在华只需9天。其次，在印度，获得制造业所需的土地、水和电力等基本设施不容易。例如，通电需8天到3周。政治和政策稳定性也很重要，印度的税制不断变化，税率也明显高于中国。此外，印度的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等比中国薄弱且效率低，海港和机场的货运效率也不如中国。还有一些分析则认为，上述非经济因素都是次要的，主要决定因素更多是经济方面的。外国公司不会因某个国家人口多就进入，关键是当地有足够的购买力来消费产品。中国既是生产国也是消费国，拥有约8亿中高收入人群，相比印度是明显优势。上述分析反映了部分现实，还应该看到，中国的崛起之路十分偶然，刚好赶上世界产业格局变动的潮流，而我们也很好地抓住了这个机会。改革开放、投资基建、高考扩招等也都为工业化进程进行了很好的助力，而印度不存在强力的中央政府，至今还没有看到清晰的印度式路线，需提前布局的基础设施仍然建设缓慢。印度人口虽多，但渴望摆脱贫困的意志和中国人相比可能不在一个层面，且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无法为跨国企业有效提供训练有素的熟练工人。